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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赣江博客

登门造访皆是客 隐身龙潭非孤独

 
 
 

日志

 
 

“北京奥运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2008-08-10 10:15:50|  分类: 论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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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这可不是张口就能回答的问题。我们可以像如数家珍一样罗列出奥运会给我们带来的收获:促进我国更加开放、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改善举办城市的环境、提高举办城市公民的素质、增进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展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就……等等。但要给出“最大收获”这就勉为其难了。政治家有政治家的打算,企业家有企业家的诉求,教育家有教育家的希望,运动员有运动员的追求,老百姓也有老百姓的想法,不同的社会角色都有自身的期盼,都从自己所处社会角色提出了对奥运会的要求或主张,期待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对某些社会角色是最大收获的结果,并不一定就是另一些社会角色的最大收获。人们总是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去认同、评价事情发展的结果,“最大收获”就很难形成统一认识。 
是不是我们就无法谈论“最大收获”呢?那倒未必。期待与收获是互为因果的。有期待,就会有追求;有追求,就会有收获。没有期待,也就谈不上什么收获。从某种意义上讲,期待的满足就是收获,不同社会角色共同期待的满足,就是最大的收获。因为这一结果反映或满足了所有人共有的愿望,尽管它不能满足每类角色各自的最大愿望,但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具有普适性。超越不同社会角色的共同收获,就是“最大的收获”。那么,中国最期望从奥运会中获得什么?或者说中华民族对奥运会的共同期望是什么?或许这才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问题。而这个话题,则要追溯到大清朝末世那个令人迷茫,也催人奋起的时代去。 
1840年,当昔日大英帝国一支远洋舰队用大炮轰开中国紧闭的国门后,曾经煌煌于世界的中华帝国就逐渐沦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主权旁落,任人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弱国穷的老大帝国,被世界列强视之为“东亚病夫”。一批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志士仁人,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感召下,推动了求强致富的“洋务运动”,缓缓地拉开了向西方列强学习的大幕,试图解国家于倒悬。然而,30余年的“洋务运动”,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告终。一批获取了新知的知识分子,在反思李鸿章苦苦经营数十年的大清海军,一战就被向来以中国马首是瞻的日本的海军打得灰飞烟灭时,才深刻的觉悟,认识到“西人之强在于兵,西人之所以强不在兵”的奥秘。提出“强种以强国”、“强民以富国”的战略选择。他们从东邻日本崛起的经验中感悟到“民力富强之本”的真谛,将改善国民素质作为“求强致富”的首要措施。在改革传统教育的过程中,他们引进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体育观念和实践。并寄予体育在“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新教育实践和改变中华民族“东亚病夫”国际形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厚望。现代体育在中国发展的初始,就承载了华夏民族改善国民素质、重塑民族国际形象的期待。而这种期待,也是我们发展体育事业,积极走向世界的动力和旨归。 
当始于1896年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后,她就成为中国人实现体育目标的重要选择之一。早在1900年上海的报刊就登载了有关奥运会的消息,这之后,陆续有一些零星的报道。但真正将现代奥林匹克推介给中国人,则要归功于著名教育家、南开学校创始人、现代体育在中国推动的先驱张伯苓先生。1907年,张伯苓先生在天津(搜吧)学界联合运动会的闭幕式上,就现代奥运会的来龙去脉对到场人员作了介绍后,提出了我们中国也应当像其他参加奥运竞赛国家和民族一样,积极争取参加奥运会。1908年,天津学界一批年轻人在观看完伦敦奥运会的幻灯片后,纷纷发表感言,表达了参加奥运会和举办奥运会的强烈愿望,一位青年会的干事,将大家的感言整理,形成了今天我们称之为“奥运三问”的口号,即:什么时候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正式表达了中国体育界参与国际体育竞赛的愿望。1908——2008整整100年,中国百年奥运之路,充满曲折与坎坷。在这并不顺畅的奥运历程中,我们可以强烈的感受到中华民族内心涌动的期盼。 
1932年,为了粉粹日本军国主义向世界推销“满洲国”的阴谋。刘长春形只影单,独身走进了奥运会赛场,开启了中国人进军奥运会的序幕。而刘长春的奥运会之行,则肩负了为国家正名的重任。人们希望刘长春代表中国出现在奥运赛场,以表明中国的存在。 
1952年,年轻的人民共和国为争取中国的合法权益,排除各种困难,赶上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的“末班车”,将五星红旗高高升起在奥林匹克村的上空,表明了中国参与国际体育大家庭的愿望和决心。 
1956年,正当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广州整装待发时,因第16届墨尔本奥运会组委会坚持“两个中国”的错误立场,我们不得不退出本届奥运会。此后,我们就国际奥委会个别领导在国际体坛制造“两个中国”问题进行了反复交涉,在交涉未果的情况下,于1958年中断了与国际奥委会和部分单项协会的关系。 
1979年,经过多方共同的努力,我们与国际奥委会一起,找到了解决台湾海峡两岸中国运动员共同参加奥运会的办法,开创了“奥运模式”,排除了中国大陆运动员全面走向世界的障碍,实现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的战略目标。 
1984年,当许海峰击破“零的纪录”登上奥运金牌领奖台时,全世界华人都为之欢呼,为之雀跃。对一个曾经沦为“病夫”的民族,第一次站在奥运金牌领奖台上,中华民族有理由为这一成绩自豪。美国人以他们特有的敏感告诫世界:中国“以一个长期睡梦觉醒的巨人的姿态突然出现在奥运会上”。其历史意义谁也不能低估。 
1990年,在一片制裁声浪中,我们凝聚了全世界华人的力量和智慧,冲破重重阻扰,成功地举办了第11届北京亚洲运动会,赢得了国际体坛的高度赞扬,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国是一个愿意并有能力、有条件承担国际义务的、负责任的国家。 
1991年,我们开启了圆梦之旅,第一次正式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尽管这次申奥以两票之差与主办第27届奥运会失之交臂,但并未气馁。在总结第一次申奥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于1998年再次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请。2001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上,中国赢得了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举办权。 
百年梦圆,百年期待,中国人期待什么?我们从以上影响中国体育走向的重大体育事件中,可以深切感受到一个民族释放长期积聚在内心期待的历程。如果说1930年宋如海“我能比呀”的呼号,反映了中华民族企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呐喊;那么,北京对举办奥运会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则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试图用事实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新形象的认同。 
今日的中国,是一个富强蓬勃的中国;今日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康健向上的民族。那个曾经笼罩中国人形象达一个多世纪的“东亚病夫”,早已被我们抛进了太平洋。一个开放、发展、包容、负责的中国正迅速崛起在世界的东方。然而,部分“八国联军”的子孙,他们不甘心一个曾经任由列强宰割的民族与他们平起平坐,他们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存在一种莫名的恐惧,他们试图通过“妖魔化”中国的国际形象,喧嚣中国威胁论,来阻止、干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为国家正名、为民族正形的任务依然严峻。 
诚然,一个强大的中国,今天不再需要通过参加奥运会的比赛来证明自己的国际存在。我们有了许多展示我们国家建设成就和国民风貌的途径。我们不仅在开放中迎来送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我们还有诸如上海经合组织会议、世界博览会、园艺博览会、经贸交流会、文化艺术节等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窗口。但奥运会超越民族、超越文化、超越意识形态、超越行业和社会阶层的特殊价值,是其它渠道所不能替代的。北京奥运会将北京同时也是中国,集中展示给世界各地、各色人之中,她呈现出的形象将会深刻的印入世界人民的脑海,成为永恒的记忆。如果北京奥运会能给世界人民留下一个生机勃勃、改革开放、民族和睦、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留下一个康健有为、热情好客、文明礼貌、忠于职守的国民形象,赢得世界人民对今日中国发展的认同,那么,这不仅是中国百年奥运之旅的不懈追求,也是北京奥运会的最大收获。            
                                          北京体育大学 熊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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